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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4章 风流大宋 第2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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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科取士的时间,则经数度变化。

    太宗末年起连停科举五年,真宗初又连续举行三年,后行间年一举,以后又渐行间隔二年一举,但还不是定制,所有停举年都要下诏“权停贡举”。

    英宗治平三年,“诏礼部贡院,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”,确定了“三年大比”的制度,为后世所沿袭。

     明年,恰逢辛未科省试春闱。

     关于本朝科考,王棣大体是知晓的,但终究知之不详,经苏、李二人细细说来,遂“豁然开朗”。

     至于科考内容,他倒是特意了解过,毕竟苏轼是反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的,此时倒不好多问,只心里默默回忆了一番。

     熙宁四年二月,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札子中,认为:“古之取士,皆本学校,道德一于上,习俗成于下,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。

    ”因此他提出“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,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”。

    “贡举新制”规定,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、帖经、墨义之类,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为本经;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兼经。

    同时废罢明经诸科,另设明法科,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,而又“不能改试进士”科的,考明法科,“试以律令《刑统》大义断案,中格即取”。

    新的明法科,时称新科明法。

     神宗皇帝言:“今谈经者人人殊,何以一道德,卿所着经,其以颁行,使学者归一。

    ”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“新学”派的观点撰注《诗义》、《书义》、《周礼义》,合称《三经新义》,于熙宁八年颁布学校,作为教科书。

    此后,《三经新义》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,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。

    元佑时,新学派遭到打击,但理学派、蜀学派,都还是小学派而未受到重视,只提出“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,令天下学官讲解”,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《字说》,而要求用“诸家之说”,以及考试“添诗赋”,但未恢复帖经、墨义。

     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 简而言之,时下取士,经义、诗赋并重。

     后世的高考被形容为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,在王棣想来,此时的科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

    三十老明经,五十少进士,想要进士中试,何其难也。

     彼时进士科取士比例极低,尤其是本朝初更是令人发指,“建隆元年,进士十九人。

    二年,进士十一人。

    三年,进士十五人。

    四年,进士八人。

    乾德二年,进士八人……八年,进士三十一人,诸科二十四人。

    ”宋太宗即位后,开始突破一百大关,有时一科竟达到三百多人。

    但此时每科的取士人数还没有定制,即所谓“贡举之疏数,取士之多寡,惟上所命”。

    直到仁宗皇祜四年始规定:“进士限四百人,诸科勿得过其数。

    ”嘉佑元年四月又重申:“科场取士,以皇佑四年进士限四百人,诸科毋得过其数。

    ”当时,大约每四年开科一场,这样算来每年取进士、诸科大约各百人。

    宋英宗治平三年下诏:“今后宜每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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